第39章 父亲（第1页）

邓衡岳的父亲出生在中原的一个农村里，家中贫寒，从小就给地主家干农活，十多岁在井里打水时被脱手的辘辘把打在了头上，一下子跌倒在了井台上，旧社会家里穷，没钱医治，经过半年多的休养，总算捡回了一条命。造成了终身虚弱，个头矮小，身体消瘦无力，过八十斤重的东西他无法撼动，小小的年纪就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也曾参加过中条山战役，和日本鬼子在此面对面的进行了殊死搏斗。

由于当时父亲的身体非常瘦弱，部队让他当上了炊事员，中条山战役中日之战打得非常惨烈，部队里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溃不成军。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溃退，父亲也从伙房里怀揣了六个馒头撤退了，在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碰见了一个老兵也在溃逃，看见父亲怀里揣着东西，问道：“你怀里揣的啥东西？”

父亲说道：“我拿了几个馒头。”

老兵说道：“按照规矩，见一面分一半，拿出来我看看有几个？”

父亲打开布袋子说道：“六个馒头。”老兵数了数真是六个馒头，便从中拿走了三个。给父亲留下了三个馒头，父亲肚子有点饿，随手吃掉了一个，谁知道走了不多远又碰上了一个当兵的伤员，一瘸一拐很艰难的向前缓慢前行着，看样子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吃东西了，父亲一看心里非常同情他，便主动送给这个伤员一个馒头，自己的身上只留下一个馒头了。

听人说东边已经让日本鬼子占领了，就凭借着这个馒头父亲一路帮人打短工，干点零活挣点盘缠，漫无目标的向着西线一路前行，半年之后来到了民安。曾经在民安市五泉山下一个豆腐坊里做过一个阶段小工，父亲个头小但脾气很倔犟，在做工期间给老板送货时骑着一辆自行车走在颠簸崎岖的马路上被石子一颠滑下坡去，倒在一个水渠里，自己被压在了自行车下面起不来，遭到许多围观路人所嗤笑，从此他的父亲一辈子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恰巧就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位老乡是个旧军人，帮着父亲把自行车推上路边，交谈之后根据口音两个人都是老乡，在他的鼓动之下将邓衡岳的父亲带到了武威市一个驼兵团里当了通信兵。一九四九年驼兵团整团起义，父亲成为了一名解放军部队里的小排长，被派往玉门关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支驼兵团的指战员。

建国前，由于连年内战，人民解放军展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总兵员已达到五百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以6军为主，当需要将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候，巨大的兵员无疑给一穷二白，底子薄弱的新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再加上国民党成建制的部队也已溃退往台湾，各地匪患被日益肃清。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大裁军，父亲所在的驼兵团渐渐失去了往日重要的地位，撤销了编制，全部复员。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地方管理还急需大量的管理干部，在复员动员大会上，部队领导也是出了一个奇招，要求这些复员军人们愿意回家的站在一边，父亲当时也是思乡心切，就站在了这一边准备回家。

愿意留下的站在另一边。因为他们这支队伍大都是旧军改造过来的，情况比较复杂，结果却来了个相反，把愿意回家的这一边全部留下来转业到地方做行政管理工作，而把愿意留下的都复员回了老家。

父亲从河西走廊的戈壁滩被分配到了陇东高原残垣沟壑区的穷山僻壤的元县山区开展工作，先是到车道，合道，最后成立原卯人民公社时又调过去打先锋。

父亲生性耿直，倔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每到一地，他的足迹都要踏遍每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个角落，每座山，每条河流，都牢记在心。做群众工作耐心细致、公平公正、谦虚谨慎。事无巨细，责无旁贷。工作中正直清白，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也绝不损害群众利益。

在六十年代初期生活困难时期，浮夸风很严重。父亲刚刚调入原卯公社时，人生地不熟，社员家里都很困难，公社干部下乡吃派饭，可到了谁家都很为难，怕吃好了公社干部回去报告说群众家里有粮吃，吃不好了又得罪人。有时候几天吃不到一顿饱饭，一年下来父亲被饿的皮包骨，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吃上一个煮洋芋，父亲都要按上级的规定付上三毛钱二两粮票，社员不要也硬塞给他们。

父亲下乡时手里必带两件东西，一根挡狗的小木棍，一个部队转业时用过的小帆布包，帆布包里装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和笔记本，一本药书。还专门自费购买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在下乡时遇到一些社员家中的男女老少们无论是谁有些头疼脑热的，父亲赶紧免费为他她们医治，成为了半个大夫。利用自己平时学到的一些山水地理知识免费为吃水困难群众选址打井。久而久之，父亲的威望名气大震，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道：“老邓是个好人!?把咱老百姓的事情一直挂念在心上”这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于父亲的最高赞誉。

许多打过交道的社员每次到供销社买东西或者办事的人路过公社时都要去和父亲谝一会闲传，嘘寒问暖。最为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一辈子追随着共产党的事业，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终因那个年代政治审查特别严格，父亲是起义军，我姥爷在五十年代末期又被打成右派，山区公社一些农村干部嫉贤妒能，父亲的终身愿望没能实现，是他老人家终身遗憾。在我八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家告诉父亲时他深深的咽了一口唾沫，两眼深情的望着我，我深深的感觉到他老人家是多么想紧紧的抓住我的手摸一摸，那一刻的情景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提工资名额有限，每次提工资时父亲因为从部队转业时工资级别基础相对较高，相比之下比公社领导和其他干部级别都要高一点，自己也从不主动争取，在工作岗位上几十年愣是没有提过一次工资，只有在离休证上显示出了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字样。

父亲在离休前担任公社会计兼后勤总务工作，在交接工作时短少了两分钱，别人都说算了，不用找了。可执拗的父亲自己怎么也不相信会短款，继续寻找，最后愣是从抽屉缝隙里抠出来了一枚两分硬币，被传为佳话。

父亲对于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非常刻薄的，虽说他一直都是国家干部，可家里母亲以及姊妹几个的供养全部都要依赖于他，所以在他的身上很少有新衣服的披挂。在山区跟当时的老农民几乎没啥两样。如果不是口音上的差别人们很少能分辨出他是干部还是农民。但是对于子女的要求却是非常严厉的。

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前往相距百里之外的县里去报账，钥匙放在家里，估计一两天是回不来的。邓衡岳和三弟现之后跟妈妈打了一声招呼，拿着父亲的钥匙来到了办公室里，一贯馋嘴的三弟现了一个面袋子，对邓衡岳说道：“二哥，这里有白面哩，我们两个做点馍馍吃。”

邓衡岳说道：“这些面也不知道是谁的，而且我们两个也不会烙馍馍呀。”

三弟说道：“这里也没有锅灶，不过爸的办公室里有木炭，我们把火盆架起来，我听说炭火烧下的馍馍才好吃，咱俩试一下你看如何。”

邓衡岳说道:“我架火，你活面，咱俩说干就干。”弟兄两个按照分工开始行动了。都没活过面，三弟拿起了父亲的搪瓷缸子，从口袋里舀出来多半缸子白面，从暖瓶里倒了一些开水，没案板，直接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肯定没有经验，水有点多，黏在手上撕巴不下来。三弟总算把这一小块黏面粉贴在了火盆之上，浓浓的焦香味飘荡起来，他俩也不管生熟咋把咋把吃了起来，满手满嘴都是黑色的碳粉。收拾了一下作案现场回去了。

父亲回来了，跑到办公室里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知道是他俩干的。隔着河岸大声叫他们俩过去一下。一进门父亲一个耳刮子甩在了走在前面三弟的脸庞之上，嘴里说道：“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给我听好了，这是公社食堂里的面粉，谁也不能随便动，你们两个好的不学，从小就学会了偷窃，小的时候偷针偷线，长大以后你们还了得。去！把这三两饭票送给伙房里你张叔叔，把话说清楚。”后来邓衡岳才明白了父亲这是一石二鸟之计，既维护了公家利益不受侵占，又能借此机会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育。公私分明，不能偷窃。

邓衡岳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很生气，把他叫到土炕之前说道：“我今天到你们学校去了一下，专门找了一下李老师，寻问了一下你的学习情况，据说你们学校里一直都在学农，大都不愿意专心学习，我可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你都要给我记住了，而且你的语文李老师也说了。‘学不学是学生们的事情，我的观点就是我一定要对得住我的良心。误人子弟犹如杀父之仇。我的任务就是教好我的书。李老师的话说的多好啊。你能不能给我争口气把你的学习赶上去。”

邓衡岳说道:“我知道李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一直很严，语文我没啥可说的，一定好好学，但是数学老师讲课我们大都听不懂。”

父亲的教诲邓衡岳是不能违抗的，但是作为人民教师的李老师“误人子弟犹如杀父之仇”的这句话却一直深深的记忆在了脑海中。多年以后回味起来感觉他的意义非常深远，在此邓衡岳还想对于李老师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准备结婚了，仓库领导为邓衡岳特意腾出了一间半宿舍，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办。邓衡岳和兰姿萍都急的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

兰姿萍带着父亲来到了百货商店，选购结婚用品。买痰盂，父亲感到很实用，也很赞赏，说道：“买这个痰盂挺不错，比较实用，以后能用得着。”

兰姿萍带着他又转到了玻璃用品柜台，想购买一对花瓶时产生了分歧，一向节俭的父亲嘈了，说道：“你们买哪东西只是好看，一点用处都没有，白花钱。”

兰姿萍觉着有点委屈，说道：“这个花瓶在农村是没有啥作用，可在城市里那家新房里没有花瓶来装饰”为了给父亲留一点面子暂且没买。

有一天邓衡岳上班很忙，兰姿萍带着父亲去逛街，这一天31路电车上是拥挤不堪，挤得水泄不通。

父亲本身个头比较瘦小，头上还带了一顶蓝的确良帽子，在众人拥挤之下帽扇遮住了半个脸面，两手被挤在下面又伸不起来扶正，准儿媳连拉带拽总算挤下了电车，囷泊的老公公在准儿媳妇跟前丢了面子。

倔强的父亲开始不坐公交车了。每次外出都要靠步行。大家都很忙，父亲不但帮不了什么忙，还得陪他步行走路，浪费时间。每天还要为他打饭送水，伺候不周，弄得父亲很生气，没有办法。兰姿萍将此事告诉了岳母，倒是岳母出了个注意，说道：“实在不行就让他先回去算了，这里的事情我们自己张罗”商量之后邓衡岳让父亲先回去了。

父亲走后，邓衡岳和兰姿萍一切都是自己张罗，度也蛮快的。家具做好以后放在一间半房子里几乎摆满了空间。简单的布置了新房，自打岳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开始，一个半月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岳父母家的院子里搭了一顶帐篷，借来桌椅板凳，请来厨师做结婚宴席，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他们结婚了。

婚后的小两口日子过得很温馨，也很艰苦。

兰姿萍很会持家，每月工资之后，赶快将三分之二的工资拿去还账，按照她的品性是不愿意欠帐的，有了钱赶紧还帐，免得落下别人的话柄。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很简单，买上一些榨菜和肉丝炒在一块，将就着过得去就行。几个月就将借款还完了。

民安电视机厂生产了一种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可以分期付款，在他们住的小楼上第一家买上了电视机，算是比别人要前一些。小两口有时候也会为一些琐碎事情生争吵，完事了邓衡岳都是事先向她赔罪，兰姿萍也总是会心一笑，跟没事人一样，小两口的日子尽管过的紧紧巴巴，但是其乐融融，幸福满满。

岳父给了一张最新款的“永久”牌的胀闸自行车票，高兴的邓衡岳屁颠屁颠的，买回来后每天都把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一个阶段公安局要给自行车上牌子。单位由邓衡岳负责挂牌，在一沓牌子里邓衡岳挑选了一字打头后面连着六个六的牌号挂在了自行车上，美滋滋的。